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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短缺考验扶贫冲刺期专业性人才呈结构性

发布时间:2019-09-14 13:26:00

人才短缺考验扶贫冲刺期 专业性人才呈结构性短缺

今年6月,中央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意见建议。此后,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地加大力度扶贫攻坚,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强化细化政策措施,确保农村贫困人口2020年如期脱贫。座谈会后,各地都把扶贫作为攻坚战的决胜大战来打,调整充实扶贫开发领导机构,加强对扶贫工作的领导。例如,湖北成立了以省委书记李鸿忠任第一组长、省长王国生任组长的省委扶贫攻坚领导小组,按照“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总要求,制定全省“十三五”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计划。

经过多年扶贫开发,当前的贫困地区面貌已发生巨大变化,扶贫工作的导向也发生改变。在资金、工业项目持续投入下,许多贫困地区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的地方还持续两位数增长。扶贫工作,早已从输血转向造血、精准扶贫,打造产业尤其是村集体产业成为各个贫困地区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精准扶贫、产业扶贫的新时期,市场化的产业谋划与运作是第一要务,这显然对人才需求提出了较高要求。从基层情况看,人才,在贫困地区已上升为和资金、政策同等重要的需求。一位基层干部断言:没有人才,向贫困地区砸多少钱都没用!缺乏人才支撑,扶贫的效果将是短暂的。扶贫要以人为本,但是直接投向人才的资金却是少而又少。与资金、政策等传统因素相比,贫困地区的人才需求当前相对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未能从顶层设计角度给予足够关注。

贫困地区的人才建设该引起重视了!带着沉甸甸的思索,半月谈杂志社组织多路奔赴中西部,就贫困地区的人才问题进行深度调研,以期全面、真实反映基层呼声,力求对冲刺期的扶贫开发规划有所贡献。

在扶贫工作走向以人为本、精准扶贫的今天,人才已成决定性因素。长期以来,贫困地区不是不出人才,问题在于,贫困地区的本土人才“反哺”不足,外部人才参与扶贫的共赢机制还不健全。无论是担负村集体经济发展重任的村干部,还是带动身边村民的产业致富带头人,抑或是农业技术性人才都存在数量紧缺、能力水平较弱等问题。人才短缺已经成为限制贫困地区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在贫困人口集中、贫困程度较深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半月谈采访了解到,今年扶贫资金已大规模覆盖到西海固贫困村,但在这一地区发挥主要作用的村干部和农村实用人才,其现状不容乐观。自治区组织部人才处副处长李红军说,截至去年底,宁夏全区农村实用人才约13.5万人,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固原市拥有人才数量最少,仅占10%。

“现在贫困村最缺的还是致富带头人,一是难培养,二是他们很难从根本上带动村民致富。”宁夏固原市西吉县硝河乡党委书记马国荣说,要通过帮扶把相对有能力、有想法的人培养起来,需要热心、负的村委来挖掘。以硝河乡硝河村为例,全村目前有4户靠养牛、养鸡、跑运输等发展起来的富裕户,因为没有成立合作社,他们对村民没有实际的带动作用。

在长期从事基层扶贫工作的重庆黔江区扶贫办副主任徐章和看来,类似黔江这样的贫困区县,现有的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农村人才群体,只能勉强适应农村低水平发展的要求,要实现高水平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实现规模集约化经营,推动农村治理水平转型升级,在能力建设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徐章和给举了一个例子,为了推动扶贫开发,黔江区不少贫困村大力推动红心猕猴桃种植,有的乡镇种植面积在千亩以上。2013年猕猴桃出现溃疡病,不少种植专业合作社、大户都找不到专业防治人才和技术,无法有效防治,最后猕猴桃出现大面积坏死,业主大规模破产,农民损失惨重。

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直是湖南扶贫攻坚主战场。2014年,湘西州通过精准识别,确定了73.43万贫困人口。虽然湘西坐拥丰富的文化和农业资源,但由于缺乏“领头羊”和“有识之士”,当地特色产业还普遍存在小、散、乱等问题,有的仍停留在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冷洞村曾经是一个“土如珍珠水如油,满坡石头无粮收”的一级一类贫困村,迈入21世纪时全村年人均纯收入不过640元,饮用水只能靠收集雨水。2001年,在上级的动员下,在外闯荡的致富能人朱昌国回村当上了工资极低、“一当一穷”的村支书。经过10多年艰苦奋斗,冷洞村2014年人均收入达7800元,已经接近小康标准。

然而,即便在这个脱贫致富的“样板村”,朱昌国同样深为人才紧缺所困。他说,村两委至今没有一个大学生,自己有许多想法都无法实现,比如村里的金银花产业加工链条短,缺乏自有品牌,在市场上长期受制于人,需要提升产业发展层次;村里要实现全面小康,村容村貌规划管理必须提上日程,这些都需要人才。

在扶贫工作迈入精准扶贫新阶段的今天,打造集体经济产业成为贫困地区发展的重中之重。黔西南州委组织部干部郑锐说,在贫困地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扶贫工作的重要突破口。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当下,只有发展村集体经济,才能将群众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捆绑到一起,才能把整个村子拧成一股绳,一心一意谋发展。而发展产业,如果没有人才支撑,仅靠资金投入、优惠政策注入,显然缺乏发展后劲,甚至导致扶贫资金“打水漂”,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半月谈调研了解到,一些贫困地方的村干部难以担当发展重任,起不到“领头羊”的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虽然多措并举,给予各种扶持,但农民惯于单打独斗的自然属性、村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瓶颈、劳动力大量外流打工的现状,导致资源难以整合,村级集体经济难以形成,大量空壳村的存在难以避免。”云南省鹤庆县松桂镇副镇长、南庄村新农村建设指导员李学凤说,“这其中,村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是很关键的因素。”

云南河口县瑶山乡水槽村新农村建设指导员王林认为,一是村委会班子整体素质偏低,基本没有受过高等文化教育,发展意识上思想不够解放,思路不活,引导村民发展农村经济的措施、办法缺乏,对新政策了解不全面;二是村委会班子不够团结,遇事推诿、见利相争的情况时有发生,形不成班子整体合力;三是村委会班子心不强,有的甚至只顾自己个人利益,工作中怕得罪人,做“好好先生”。

“之前的村支书57岁,人很好,但是没有大胆和超前的想法,总想着过一天算一天。跟别的村一比,人家都在争取项目,我们就落后了。”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吉强镇高同村37岁的村党支部书记袁敬霆说,2013年9月全村选举推选自己担任村支书,当时想着一定要给村里干点事,这两年陆续硬化村部、修水泥路、千亩旱地转水地、建设马铃薯种植示范区。

在重庆忠县最贫困的乡镇石子乡,乡党委组织委员王怀伟告诉,乡里5个村20个村干部中,直接大学毕业回来当村干部的只有1个人。政府对村里干部平均每月补贴1000多元,这点收入对人才没有吸引力。

贫困地区产业发展难,除了表现在能带领发展的人才流失,还表现在贫困地区群众的“等、靠、要”思想不同程度存在,脱贫致富“一个巴掌拍不响”。“在贫困农村,外出就学的基本没有立志发展农业回村务农的。接受新观念较快的中青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打工。农村留守人员文化素质偏低,政策观念淡薄,更看重的是自家的、当下的利益,在发展集体经济问题上,有‘等、靠、要’思想。”李学凤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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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定西、陇南、天水、庆阳等地干部反映,劳务产业是当地最主要的扶贫产业之一,劳务收入占农村群众年人均纯收入的1/3到一半左右。但由于技能短缺、观念保守,许多人仍以季节性、苦力型务工为主,主要是三类人:抱砖头的,扛麻袋的,摘棉花的。

半月谈在甘肃庆阳8个贫困村蹲点调研时,发现“三个大多数”:大多数贫困村脱贫步伐最快的是有一技之长的“大工”,但每村只有10户左右,为数偏少;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仍围绕建筑业出“苦力”,受近来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放缓影响,返乡者增多,转型需求大;大多数贫困家庭的青壮年渴望获得稳定的外出务工技能与机会。

“农民群众文化水平低,产业谋划能力差,村里紧缺农业科技人才,这些都制约了村里的发展。”在贵州黔西南晴隆县,沙子镇镇长杨素梅介绍说,晴隆县的扶贫产业对科技人才、产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强,但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由于缺乏人才支撑,一些产业长期徘徊在低层次。比如晴隆茶叶,一直是龙井茶的主要原材料之一,但晴隆人眼看着自己几块钱一斤卖出的茶叶被江浙企业拿去卖出几十倍的高价,只能望而兴叹。

金融人才、互联人才缺乏,人才“增量”存在结构性不足。“扶贫,最不缺的是干部。关键是要派来贫困地区最急缺的干部。”甘肃省一名县委副书记说。

调研了解到,随着互联+、精准扶贫等政策落地,甘肃贫困地区电商扶贫发展方兴未艾,金融扶贫力度不断加大。据统计,甘肃2014年投向贫困地区的扶贫贷款多达600多亿元,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但贫困地区熟悉金融规律、电商规律的人才不多,影响了资金使用效率。

而在黔西南地区,互联农业仍难见踪影。许多行政村都没有通宽带,电脑尚未进入大多数农民家庭,在上销售农产品的农民还比较少。远离互联大潮,无疑使贫困地区农民错失了一次借船出海、跨越发展的机会。

当前,除了下派扶贫干部,对农民进行各类培训是各地破解农村人才缺乏难题的主要办法。但针对贫困地区农民的培育体系建设,普遍存在着培训资源分散、“大路货”难以满足需求、“假培训”坑农害农等问题。

调研中发现,普通农户和职业农民对培训心态、需求明显存在两极分化现象:普通农户对参与农技培训兴趣不大,培训组织难度较大,效果也不明显。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龙头大户等农村专业人才、致富带头人则希望能多参与各类培训。

一些基层农业干部说,虽然农民培训意愿不足,但为了完成上级培训考核目标,有些部门不得不用发毛巾、脸盆、洗衣粉等“奖品”,来吸引农民上课,甚至靠村干部“拉壮丁”;有的地方还搞虚假培训,弄来农民身份证登记签名,随便找人糊弄几堂课,凭所谓的“培训登记表”,就算完成了培训任务。

首先,培训资源高度分散,各自为政、多头管理、难以形成合力。在中西部农村,近年来新型经营主体内部培训、专业社会服务组织、农业企业提供培训等新型农民培训方式逐渐出现,但政府相关部门仍然掌握着大部分培训资源。在政府内部,农业、扶贫、劳动、科技、教育等10多个部门都在搞农民培训工作,培训项目包括阳光工程、绿色证书培训、雨露计划、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等不下20种,资源分散,单一培训项目规模偏小,使培训效果打了折扣。

再次,一些培训鱼龙混杂,缺乏有效监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利用农民对新技术、新知识的渴求,通过“假培训”坑农害农的现象。在河南省夏邑县,曾暗访一家化肥生产厂家,其打着“高科技农民培训”的幌子,给农民“洗脑”,推销所谓的“高科技新型多元素绿色环保专用肥料”,每天来“听课”的农业大户不下20人,不少人因此上当受骗。(采写:张钦、李松、邹欣媛、吉哲鹏、李丹、刘金辉、陈地)

在通渭县,每个贫困村都有一个企业来对口帮扶,而帮扶者主要是30多年前曾被食不果腹的赤贫逼走的“闯客”,当他们创出一番事业,又都不约而同想给老家做一点事。通渭县委副书记谢占武介绍,“打工皇帝”因转型需要或乡土情结,许多都愿返乡先富带后富,进行扶贫接力。不独通渭县,在“回商”故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陇东革命老区,都有一批“回商”、煤老板、油老板回到村里先富带后富。

在重庆,云阳县无量村大果水晶梨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大可也是一位新乡贤。无量村坐落在双土镇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坡陡沟深,土地贫瘠,2000年村里人均收入不到300块钱,当地人都说“无量山上无饭吃”。然而,就在村里不少青壮年想“跳农门”时,一只“金凤凰”反而飞了回来。

那时,杨大可和妻子毅然放弃了“白领”生活,回到无量村承包了288亩荒山荒地种梨。“我看准了项目,下了决心,3年之内要争取干出名堂。”杨大可说,在全家起早贪黑拼命干了两年后,终于在2002年让黄灿灿的梨子挂满枝头,3万多斤梨共卖了近6万元。

“是党员,就不能只顾自家富,而要闯出一条乡亲们都能致富的路子来!”之后,杨大可走村入户,带领村民们种梨致富。他先后成立了云阳县大果水晶梨种植专业合作社,建立产业党支部,实行“合作社+基地+种植户”模式,并牵头注册了“大可水晶梨”特色鲜果商标,水果畅销成都、武汉等10多个大中城市。如今,杨大可又借鉴发达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经验,在无量山推出了“山上种树、树下种草,草地养畜、畜粪肥地,养蜂授粉、农业观光”的立体生态农业模式。

半月谈采访发现,许多贫困村都有一批自学到一技之长的技能型人才,他们不一定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从十七八岁起就在劳务市场中闯荡,市场灵敏度强,缺什么就学什么。

近期,在革命老区甘肃庆阳市随机采访8个贫困村,与村支书一道依据村里现有基础数据,按家庭收支情况、收入来源和支出去向,将所有农户划分为几个档次。结果在这8个村中,有6个村的增收最快主力军是外出务工人员中掌握了一技之长的“大工”人群,每年一个人带回来的收入就在5万元到8万元左右。这些人有几个共同特点:眼睛从一开始向下看地里,变成朝外看市场;手里没有钱,但在外多年,吃苦掌握木工、砖瓦工等一门小技艺;脑子越用越活,有的渐渐发展成包工头、小老板;腿越来越长,最早在附近打工,然后是全国各地那里挣钱多,就往那里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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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闯客”不一定是村里的富裕人口,但一个人却能带活一池水。特别是电商扶贫,让贫困地区的万山阻隔变成络上的近在咫尺,一个家庭中曾经的非主力成了新主力。

作为我国首批电商试点市,甘肃陇南市电商扶贫两年间突飞猛进,开办店5923家,实现农产品上销售10多亿元,带动1.64万余人就近就业。从上叫卖3个月只卖出1箱苹果,到苹果店销售额达870万元,陇南市礼县“90后”小伙康维起用了1年;而他的父亲从16岁卖苹果到去年实体店苹果外销超1000万元,花了30年。

河南滑县是中原地区重要的产粮大县,全县贫困人口12.5万人,贫困村178个,一些村在村支书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路。滑县扶贫办主任王印章说,凡是发展比较好的村,村组织建设都比较好。

在滑县慈周寨镇北李庄村临近省道的农田里,一排排的蔬菜大棚成为该村亮丽的风景。2012年之前,北李庄村总共3000多人、900多户中,贫困户多达500多户,而到去年,还剩202户贫困户,今年底预计全村90%的人口都将脱贫。

2008年,32岁的刘洪选当选为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他当过兵、做过销售,在村里开了一个制造铁门的加工厂,属于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考虑到村里一部分人有做木工的传统手艺,他当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村里的家具小作坊进行整合,组建了一个家具产业园,有24户入驻,都是村里较早富裕起来的人。

刘洪选说,产业园效益还可以,但它的带动性不强,属于家庭作坊式的,所以在2011年他就将蔬菜种植作为全村的扶贫产业。如今,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家种大棚,而妇女、老人可以到大棚里帮忙做短工挣钱。这几年每到收获季节,本村的劳动力根本不够用,吸引了不少附近村的村民来打工。

“扶贫得有产业,有了产业,人才自然就回来了,没有合适的产业硬拉也拉不回来。”刘洪选说,“一个村要想发展好,首先得有一个团结的村委,敢干事,敢承担,这样才能办成事。”

当前各地政府力推的精准扶贫,不仅为贫困地区带来了政策、项目、资金的精准“滴灌”,实际上也带来了帮扶力量、智力资源的精准对接。贫困地区一向是人才洼地,想要通过市场途径实现人才从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的逆向流动,难于上青天。而发挥政府“有形之手”进行干预,让干部队伍下沉帮扶无疑是一剂“速效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选派扶贫工作队是加强基层扶贫工作的有效组织措施,要做到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人。今年4月,中组部、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为贫困村选派优秀干部担任村支部的第一书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西北的特困村甘肃环县甜水堡镇鲁掌村278户村民第二次迎来干部工作队。第一次的工作队是为推动包产到户,而这次则是反贫困。鲁掌村有上百户人每天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美元。2014年,村里来了一支由10名县、镇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工作队已在鲁掌村驻扎了300多天。群众不脱贫,我们不会撤离。”镇党委副书记侯跃东说。

“马老汉问武晓岗,人均7分地,如何奔小康?武晓岗回答很响亮,只要龙头舞起来,只要融入大市场,7分地也能奔小康。”这是甘肃临夏州和政县三谷村群众给“双联”(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特困户)干部武晓岗编的段子。武晓岗是甘肃省农发办评审处处长,3年前初到三谷村,令他印象最深的是,群众种着洋芋、油菜、小麦老三样,穷了还种,种了还穷,农业生产与市场严重脱节。如今,走进三谷村,观念转变的百姓在地里栽植树莓,种起中药材,人均纯收入比2012年翻了一番。

在甘肃,像武晓岗这样的“双联”干部有40.8万名,他们与67.1万群众“结亲”,还有1.5万个单位与1.56万个村结对。东乡县委副书记马斌认为,“双联”和帮扶工作队名不同而理念相通,都不鼓励用堆砌权力、资金、资源的办法完成脱贫指标,而是发挥优秀干部学历高、见识广、能力强的优势,充实基层组织,以便精准而系统地帮助贫困群众开阔眼界、提升能力。

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部组织一处副处长王荣介绍,宁夏向每个贫困村选派两到三名干部组成驻村工作队,基本遵循一个单位的人员驻扎到一个村的原则,一驻两年,每月不少于20天,其间不得轮换,任务是要在抓项目过程中,重视培养村干部、致富带头人,保证干部驻村帮扶的持续效果。

目前,下派驻村干部填补农村人才短缺还存在隐忧。半月谈采访了解到,部分驻村干部缺乏后方支援,单凭个人能力效果欠佳。一是部门之间“财力”有差异,财政、卫生等部门帮扶力度大,省级单位的帮扶效果明显好于市县一级。二是有的“干部派下去,部门就不管了”,干部更多的是发挥个人能力“送钱送物”,面对贫困程度深的村子,感觉杯水车薪。

有一些下派扶贫干部认为,自己所在部门没有项目、资金,无法给贫困村带来具体的变化,在村里似乎并不能发挥很大作用。四川东部某县一名下派扶贫干部说,如果扶贫干部没有给贫困村带来项目或资金,并不会受到村民多大的欢迎。

驻村干部发挥作用的持续性有待提升。部分驻村干部提出,之前一些部门单位下派过驻村干部,当时承诺为村上做一些实事,帮扶时间到期后,事项由于多种原因未完成,留下“半截子”工程。另外,驻村干部为群众争取的产业项目要取得明显效果,还是要依靠村两委班子,但短期内其能力很难大幅提高。

2014年10月,四川巴中市南江县扶贫开发局办公室主任李德泉被选派到寨坡乡溪口村进行驻点帮扶。李德泉驻村后发现,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全村的口粮全部靠买,土坯房占90%比例。打工的人赚了钱想修房子,也由于道路不通运不进来材料。村里的产业扶持主要集中在中药材上,但面临技术瓶颈和交通影响。

让李德泉颇感头疼的不仅是脱贫任务艰巨,还包括“脱贫考核”。他说,上级要求按季度脱贫考核,有的地方甚至细化到月,一级一级往下压。“给我下了3年脱贫任务,村里31户贫困户今年要脱贫15户,我只有估算他们中药材的收益,找出他们中种植面积大的,从高到低排。但是第一季度没有收成怎么办?只有先报一个数字应付。这种过于细化的考核其实对扶贫并没有真正的作用。”李德泉说。

四川省扶贫移民局副局长刘维嘉表示,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关键在于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按季度或按时间上报脱贫人口,应是基层的片面理解。“每年下达任务时,都有一句话,即将减贫情况落实到乡、村、户,让工作落到实处,要报计划。”刘维嘉说,“基层干部有情绪可以理解,主要原因还在于脱贫任务压力传递后,部分地方在政策执行和落实中走样或产生偏差。”(采写:张钦、李松、陈地、邹欣媛、刘金辉、吉哲鹏、李丹)

截至2014年底,我国尚有贫困人口7100万。部分基层干部、学者认为,要多措并举,一方面通过劳动力素质培训,把贫困人口负担及早转化为市场需要的人力资源,释放人口红利;另一方面,积极搭建共赢平台,集聚人才人气,创造扶贫的人才红利,让更多“土生人才”驱散贫困的阴云。

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贫困地区农村要吸引、留住、培养人才,应从提高村干部待遇,从制度上加大对致富带头人的培养支持,以及完善驻村干部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着手,建立解决贫困地区人才短缺的长效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基层是基础。要把扶贫开发同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抓好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鼓励和选派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年轻干部、退伍军人、高校毕业生到贫困村工作,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

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部人才处副处长李红军认为,首先应稳步提高村干部报酬待遇,分级落实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完善村干部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切实解除村干部后顾之忧。同时,每年分期分批组织村干部到各级党校参加业务轮训,发挥现代远程教育平台作用,积极帮助村干部掌握实用技能、及时了解各方面信息,组织村干部“走出去”,开阔眼界。

贵州省近年来着力提高村干部收入水平,一些地方不但大幅提高村干部收入,还通过试点坐班制、绩效考核等促使村干部专职化,为村干部收入建立动态增长机制,提高了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但受制于贫困地区的财政收入水平,这些试点全面铺开尚待时日。

对于广受贫困地区欢迎的干部驻村方式,基层人士建议,省级财政可为驻村干部的选派村提供一定专项资金,市县财政可为驻村干部提供相应的办公经费等。另外,应尽快落实或调整保障政策,制定详尽的考核制度,让驻村干部沉下身、干实事,奖惩分明,避免少数干部“身在曹营心在汉”或者“为了提拔而驻村”。同时,考核应涉及驻村干部所属的帮扶部门,让其从上到下重视起来。

新一轮扶贫开发处在我国经济增长总体放缓、财政增收总体放缓的宏观环境中,必须注重挖掘市场潜力,释放人口红利,创造人才红利。目前亟须做好两件事:一是培养好新型实用人才,二是构建共赢格局。而培育农村新型实用人才,不仅需要政府资源整合,更需善用市场“撮合”。

“当前水稻栽培主要面临这么几大问题……”指着墙上的投影屏幕,40岁的河南信阳丰田园种业公司董事长王中海正在给种粮大户上课。台下1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30多个大户挤在一起,所有人都听得聚精会神。

“通过培训,农民能获得贴近需求的低成本水稻种植技术,我们公司也能配套推广优质良种,双方都受益。”王中海告诉半月谈,类似这样的水稻种植培训,他一年要做50多场,培训农民超过1000人次。公司每年以农民培训为平台,可推广水稻种子20多万亩。

一位农业专家指出,目前不少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组织为了推广、销售新品种、新技术,愿意主动为农民提供服务,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这是未来农民培训发展的重要方向。

对于天水市甘谷县六峰镇中州村的贫困户王丽娟来说,变身产业工人的梦想从未像现在这样触手可及。目前,王丽娟在甘谷县腾达职业技术学校接受技能培训即将结业。与此前当地的劳动力技能培训不同,这所学校与波司登等多家上市企业签订劳务输送协议,外包电子产品装配、缝纫等部分生产线进行带薪培训,学员结业后直接上岗。仅今年一季度,腾达职校就输转天水、陇南等贫困地区劳动力9200多人。

“今年是企业用工最疲软的一年,但我们在长三角的合作伙伴依然反映用工紧张。而贫困地区的人口红利才刚开始释放。”天水市劳务协会会长、腾达职校校长张维林说,“贫困人口不再是负担而是人力资源,劳务输转更有望发展为人力招商。”

“十三五”规划制定在即,扶贫工作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2020年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扶贫工作面临冲刺期。基层干部群众建议,针对贫困地区的人才建设,国家应有顶层设计,从大学生村官、对口帮扶、农民培训等多方面着力,为贫困地区建设一支留得下的人才队伍,如此方能保证贫困地区在2020年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一些基层干部呼吁,资金不能光盯着项目,对人才也要舍得投入。国家对西部贫困地区的资金支持一部分应明确投向人才建设方面,应改变工资“越到基层越低”的现状,加强财政保障,切实提高基层干部、大学生村官、尤其是村干部的收入水平,让其能够扑下身子从事扶贫开发工作。

部分干部建议,国家应出台贫困地区实用人才、新型农民培养计划,进一步提升贫困人口的能力素质。黔西南州晴隆县副县长赵仁亮认为,基础教育是农村人才建设的长远之计,但目前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仍旧偏少,农村教师收入偏低,影响了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他认为,当前亟待提高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尤其要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收入水平。

基层干部建议,从对口帮扶、挂职下派等工作领域,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人才“滴灌”,缺什么就培养什么、输送什么。从2013年起,甘肃省联合“一行三会”,每两年从各个金融监管机构、金融企业选派得力干部百余名,挂职担任贫困地区市县两级分管金融的副市县长。定西市金融办副主任吴智渊说,到定西挂职的金融干部,不仅打造出“中药材产值保险”等多种金融扶贫产品,还带出了一批熟悉金融运作规律的本土干部。对贫困地区来说,后者可能比前者更有价值,更为长远。(采写:邹欣媛、张钦、刘金辉、吉哲鹏、李松、李丹、陈地)(周长庆、彭莉、霍福焱、丁红瑛、黄诗龙、黄勇贤、袁德林、刘宗亚对本文亦有贡献)(策划、:邓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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